從被看見到被記住，程偉豪把答案交給時間

電影可以讓人笑、讓人哭，也可以讓人害怕、困惑，甚至氣得想找導演理論。但一部電影究竟能在人心裡停留多久？這個問題，或許連最擅長安排劇情反轉的導演，也無法預先寫好答案。

從《紅衣小女孩》的驚悚、《緝魂》的科幻懸疑，到《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》的喜劇與犯罪元素，程偉豪始終樂於嘗試不同類型。他擅長操控觀眾的情緒，卻不認為電影的價值只存在於銀幕上的兩個小時。

年輕時，他只想知道自己能不能靠電影生活；如今，他希望作品既能雅俗共賞，也能經得起時間考驗。如果有一天，能成為被反覆提起的經典，甚至傳奇，那便是更遠大的願望。

從找到一份職業，到尋找一種能留存的價值，時間悄悄改變了他對成功的想像。

「我原本就對創作非常有興趣，說故事跟做電影，好像是最能滿足自己這一塊興趣的。」

程偉豪並非一開始就走上電影這條路。大學接觸的是廣告行銷，研究所才轉向電影，從廣告、特效與短片開始，一點一滴累積經驗。

然而，喜歡電影是一回事，把電影當成一輩子的工作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他記得，上一代不少導演為了拍片，得拿房子抵押籌資。對當時的他而言，這不只是創作理想，更是一道現實的難題。

被問到自己有沒有抵押過房子，他笑著回答：「沒有，因為沒有房子可以典當。」

一句玩笑，道出了年輕時的忐忑。沒有可以拿來冒險的資產，也沒有把握電影能讓自己三餐溫飽。

直到命運出現了一次巧妙的交會。

就在短片獲得肯定的那一年，他也正好迎來踏入長片創作的機會。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，像是過去累積的努力，終於在同一個時間點得到了回應。

原來，那些年反覆嘗試、拍攝、摸索的興趣，真的有可能成為職業。

時間沒有替他省去最初的不安，卻在恰好的時刻，讓堅持有了答案。

程偉豪的作品，很難用單一類型概括。

從恐怖片《紅衣小女孩》，到科幻懸疑的《緝魂》，再到帶有喜劇色彩的《鬼家人》，他不斷嘗試新的敘事方式。

「自己對於探索各式各樣的類型，都蠻有興趣的。」

但當被問到，有什麼是一路走來始終沒變的？他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：「懸疑。」

即使拍喜劇，他也忍不住加入犯罪與懸疑元素。

他著迷於觀眾面對未知時的反應。恐怖片裡，角色推開一扇門，觀眾跟著他的視線走進黑暗，不知道下一秒會出現什麼；懸疑片裡，線索被一點點揭開，真相卻始終比想像中更遠。

那種等待、猜測、緊張與意外，正是他樂此不疲的創作遊戲。

「其實自己蠻重視、蠻在意的，都是互動性。」

— How Cheng

對他而言，娛樂不是膚淺的代名詞。讓人真心笑出來、嚇一跳，或是忍不住追問故事的結局，都需要精準掌握節奏與情緒。

拍攝類型會隨著經驗改變，創作方法也不斷演進，但想讓觀眾有所感受的初衷，始終沒有變。

擅長懸疑的程偉豪，深知如何安排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結局。

有趣的是，電影市場本身，也充滿了連導演都無法預測的反轉。

一部電影可能投入大量資金，卻沒有得到預期的回響；另一部作品則可能在某個時刻，意外擊中一整個世代的情緒。

在他看來，觀眾的喜好、市場的氣氛與作品上映的時機，從來沒有一套絕對可靠的公式。

「我一年後、兩年後，我只要開一部片就好了。」

— How Cheng

這句話聽起來輕描淡寫，背後卻是一種經過時間磨練的從容。

面對市場變動，他不認為創作者只能追逐潮流。電影製作雖然龐大而複雜，真正回到創作核心，有時不過是幾個人坐在一起，專心把一個故事想清楚。

外在環境可以瞬息萬變，但創作者仍然能選擇自己要說什麼故事。

從當年擔心能不能靠電影維生，到如今能在市場起伏之中保持自己的節奏，程偉豪逐漸明白：時間帶來的成熟，不是終於能預測所有結果，而是即使不知道結果，也更清楚自己為什麼出發。

談到創作多年最大的收穫，程偉豪先笑著承認，理性來說，經濟上的回報當然很重要。

但如果從感性面來看，他的答案是：「跟觀眾的互動。」

電影上映後，他會到社群平台搜尋討論，看看大家對作品有什麼反應。他甚至用「海巡」來形容這件事。

有人被嚇得不敢看，有人笑得前仰後合；有人沉迷於推敲線索，也有人因為劇情刻意誤導而感到生氣。

這些反應，對他而言都是創作得到的回音。

票房能告訴他有多少人買票進場，社群上的討論卻讓他知道，那些人究竟帶走了什麼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觀眾不一定要完全理解電影，才能與它產生連結。困惑、誤解、驚喜，甚至不認同，都代表故事曾經在某個人心裡激起波瀾。

對一位創作者而言，電影拍完並不是終點。

當故事離開他的手，進入不同觀眾的生活，它才開始擁有無法被導演完全控制的生命。

一路拍到今天，程偉豪對未來的期待，反而越來越清楚。

他希望自己的電影能夠「雅俗共賞」。

四個字說來簡單，真正做到卻不容易。既要有足夠的娛樂性，讓不同觀眾都能投入故事；又希望作品不只停留在當下的刺激，而能留下值得反覆回味的層次。

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。

太過追求深度，可能與觀眾產生距離；一味迎合市場，又可能失去作品真正想說的話。

而在雅俗共賞之外，他還有一個更長遠的願望：如果可以，希望有一天，自己的作品能成為傳奇、成為經典。

這個目標，恰好是電影導演最無法獨自完成的事。

一部電影可以由導演決定怎麼拍，卻無法由導演決定它能流傳多久。首映時的掌聲、上映後的票房，或許能證明一時的成功；但十年、二十年後，是否還有人願意重看、討論，甚至將它介紹給下一個世代，才是另一種考驗。

當年，他等待的是一個能讓自己踏入電影產業的機會；如今，他期待的，則是作品能擁有超越上映當下的生命。

如果可以，希望有一天，自己的作品能成為經典。

程偉豪很擅長掌握電影裡的時間。

他知道一個線索該在什麼時候出現、一場驚嚇應該延遲多久、一個反轉如何在最後一刻改變觀眾對整部電影的理解。

然而，真正的人生沒有剪接台。

他無法預先知道哪一年會迎來機會，也無法決定下一部作品會遇見什麼樣的觀眾，更不能保證一部電影能否成為經典。

他能做的，是持續創作，在不同類型之間探索，並且認真對待每一次與觀眾相遇的機會。

回頭看，當年那個沒有房子可以抵押、擔心無法靠電影生活的年輕人，已經走到可以思考作品如何留給未來的位置。

這段路留下的，不只是片單上的一個個名字，還有創作眼光的轉變、面對未知的從容，以及對觀眾始終沒有減少的好奇。

而我們從程偉豪身上看見，時間的質感，不只是把一份熱愛磨練成專業，更是讓一個人從努力爭取說故事的機會，走向創造值得被一再述說的故事。

電影的結局可以寫好，能否成為經典，卻只有時間能給出答案。